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三）

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建政和其他各项建设

一、崇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地方各级则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从军事管制过渡到正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适当形式。

在民主政权建设中，中共崇阳县委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注意做好各界人民代表的协商产生工作，充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审议和协商决定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重大应兴应革事项，选举产生新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崇阳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各代会）于1950年3月15日至20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139人。会议主席团由13人组成。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有关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建设、民政、教育工作等提案433条，并作出相应决议；成立县各代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选举产生常委会委员13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

崇阳县第一届第二次各代会于1950年5月16日至20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67人。会议听取和讨论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胡代耕代表县委作的工作建议报告；就大力开展生产运动、整顿农会、废除保甲制、建设乡政权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二次常委会委员10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景毅、饶济民为副主任委员。

崇阳县第一届第三次各代会于1950年9月22日至26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21人。会议听取和讨论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景毅作的工作建议报告、郭兴作的秋征工作报告，孙天成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法；就贯彻农业税法、秋征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出席省第一届各代会代表3人、县第一届三次常委会委员19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

（二）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崇阳县第二届第一次各代会于1951年1月17日至21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67人。其中：工人代表18名，农民代表110名，妇女代表34名，商人代表27名，开明绅士代表23名，教育界代表14名，自由职业代表6名，学生代表5名，烈军属代表4名，党政军群代表26名。会议的代表充分照顾各阶层的代表性，除军属代表由政府聘请外，其他由各地民主选举。会议听取和讨论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景毅作的工作建议报告，郭兴作的清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及孟繁玉作的妇女工作报告；就镇压反革命、生产备荒、抗美援朝、保护工商业、税收工作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

崇阳县第二届第二次各代会于1951年4月1日至6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21人。会议听取和讨论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景毅作的工作建议报告；贯彻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二次常委会委员17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景毅、宋子阳为副主任委员。

崇阳县第二届第三次各代会于1951年9月6日至11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311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景毅作的工作建议报告；就爱国增产、秋征、税收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出席省第二届各代会代表4人。

崇阳县第二届第四次各代会于1951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城关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就土地改革、冬耕冬播、兴修水利、拥军优属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

（三）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崇阳县第三届第一次各代会于1952年2月20日至23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56人。会议主席团由19人组成。会议听取张曙光作的转业建设和生产建设报告；讨论转业军人安置、贯彻土改政策和1952年生产计划等议题。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一次常委会委员19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景毅、饶济民为副主任委员。

崇阳县第三届第二次各代会于1952年9月11日至15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245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高震作的三届一次各代会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就贯彻查田定产政策作出相应决议。

崇阳县第三届第三次各代会于1952年12月27日至31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172人，列席代表1人。会议听取和讨论董昌代表县委作的土改复查工作报告、饶济民作的1952年常委会工作报告，张曙光传达省各代会精神，苗秋景传达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精神，并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三次常委会委员19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董昌、饶济民为副主任委员。

（四）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崇阳县第四届第一次各代会于1953年4月9日至13日在城关举行。到会代表182人。会议主席团由21人组成。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曙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开展生产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等议题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第四届一次常委会委员21人，张曙光为主任委员，董昌、饶济民为副主任委员。

崇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让各界人民代表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履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同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立的政治协商制度。各界人民代表由协商产生，来源于各个界别，能够团结全县各社会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形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本县重大事项和人事安排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履行了人民政协的职能。崇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既是一个“二合一”（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县一级的政治协商制度。

二、崇阳县人民群众团体组织的建立

人民群众团体是党的助手，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县委即着手人民群众团体组织的组建工作。1949年10月至1952年10月，崇阳县先后组建了工会组织、农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妇女组织。各自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一）崇阳县工会组织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崇阳县委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城镇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肃清残敌、稳定市场，组织工人废除老板对工人的非法剥削，吸收工人参与城镇管理。

1951年9月，崇阳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郭兴任主任（后张毅、侯春来）。县总工会筹委会在县委的领导和上级工会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工会会员，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发挥工人在民主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其时，城关镇成立工会，下辖8个大组、23个小组。全县工会组织在城镇街道民主改革、帮助企业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3年10月15日至19日，崇阳县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关召开，出席代表37人，代表全县13个基层工会、521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崇阳县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2人、常委7人，侯春来任主席。会议贯彻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号召工人努力发展生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参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后，进一步推进工会会员的发展工作，全县工会会员发展到近千人。针对工人文化程度低、技术素质差的特点，县工会联合会组织办起了各类形式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和劳动技能培训学校，建立了店员工会俱乐部，开展经常性文娱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配合县委抓好全县中心工作。

（二）崇阳县农会组织的建立

土改运动之前，崇阳县多数地方尚未建立乡、村政权组织，由乡、村农民协会代行基层政权职能，领导和组织本地农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树立了贫雇农的政治优势，建立基层政权组织的条件成熟。经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乡级政权机构——乡人民政府。农民协会从此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其职能转变为协助和支持基层政权的工作。

1949年10月，全县各区、乡陆续建立了农会组织，农会组织逐步取代了旧政权的保甲组织。农会组织代表的产生大部分由群众选举，也有一部分是干部指定聘请的。此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选举没有把握，发现积极分子便指定为代表。但因为选举基础差，选上的代表成分复杂，虽然一般老实农民超过半数，但有的流氓地痞甚至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也被选上。县委书记胡代耕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县第三次干部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农民组织极其不纯，作风恶劣，严重脱离群众，有许多地方已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必须认真整顿”。会后，县委把提高农民觉悟，选拔农民优秀分子，充实农会领导骨干，清理洗刷阶级异己分子，整训农会队伍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在方法上，一是用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方式检举揭发，清理出一批国民党军警特务、三青团、与恶霸地主关系密切等人员，纯洁了农会组织。二是实行定期选举制，3个月任期，得选者连任，逐步把积极分子拉入农会队伍。三是举办农民干部训练班，提高农会干部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1950年5月初，成立崇阳县农民协会筹备会，各区酝酿选举代表，代表条件是长年劳动、历史清白的中、贫农。同月12日至15日，崇阳县第一届农代会召开，到会代表194人，经过审查取消代表资格16人，参加正式会议代表178人。会议讨论了县委工作方针、减租反霸、解决困难发展生产3个报告，选举产生崇阳县农协委员候选人，成立崇阳县农民协会，景毅兼任主任。5月16日，崇阳县农民协会向全县发出《告全县农民书》，指出：“我们都是勤劳受苦的人，几千年来受尽了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我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最穷最苦的生活。我们不是命穷，也不是命苦，是被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我们流血流汗，劳动生产，打下粮食，养肥了地主恶霸，这是我们的穷根。我们要想翻身必须团结起来，打倒恶霸，彻底减租，增加生产，到秋后土改，方能使我们过好日子。”“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毛主席是我们的恩人。崇阳县解放以来，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人民政府的撑腰，解放军的保镖，农民自己的团结，我们已得到了翻身。已有4万男女农协会员，斗争了46个恶霸，减了九千石谷的租。”同时指出：“我们虽然已翻了身，可是还没有翻彻底，有的恶霸威风还没有被打倒，有的地主还没有彻底减租，我们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必须加紧团结，要彻底翻身。”“我们崇阳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已胜利结束，全县农民协会已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大喜事，这是领导全县农民翻身的司令部，在县农民协会领导下，要努力生产，多施肥、多加工、多开荒；要换工互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要广泛宣传十大政策，来打破生产中的顾虑；要每亩田增产一斗粮食，只有增加生产，才能使我们过好日子；要结合复查，检查减租是否彻底，

如有地富的租没有减者，一定要减租，只有彻底减租，才能使我们生产有本钱，吃饱了饭好生产；要查黑瞒田，保障农民的佃权。恶霸威风一定要打倒，土匪特务一定要肃清。如有恶霸特务造谣破坏，对农民不老实低头，我们一定要斗倒他。要说理斗法，让人民法庭来公审，群众说理，政府撑腰，不怕恶霸斗不倒。要军民合作清剿土匪，只有斗倒恶霸、肃清匪特，农民才能彻底翻身。”同时指出：“要扩大农会，清洗农会中的地痞流氓。农会是领导农民翻身的组织，要好好扩大、好好整顿。中贫农是一家，要以雇贫农为领导来团结中农，互相帮助，加紧团结。”

崇阳县农民协会，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基层农协会进一步发展，全县4个区、105个乡均建立农民协会，会员50306人，其中女会员占47%。1951年整顿农会，成立贫雇农主席团，景毅兼任主席。各级农民协会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崇阳县青年团组织的建立

1950年3月，中共崇阳县委主持召开全县青年工作会议，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崇阳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团县工委，下同），配书记1人。时有团员470名、团支部25个。至1955年2月，王维勤、张长庚、高震、董安民先后任书记。解放初期，由于全县团的组织不强，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农村团员人数占全县团员的三分之一，但是阶级成分复杂，未结合发动贫农加以整顿，团组织在各种运动中的作用发挥不够。1951年5月，县委、团县工委联合下发《关于抗美援朝、生产、镇反、群运中整顿巩固发展农村团基层组织的指示》，要求各区在群众已经发动而原有团支部或团小组的乡，要抓紧时间指定专门党团干部领导团的工作，把全体农村团员投入到抗美援朝、群运、生产、扩军、镇反等工作中去，将全体团员进行群众性的书面鉴定，树立旗帜，表扬模范团员。对于匪特霸派遣混入团内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坚决开除团籍；对于以前是农民积极分子，由于团的教育不够而作风不纯、脱离群众、开始蜕化的团员，给予劝告批评、警告或按期停止团籍处分；一般作风不纯者，开展教育批评。各区在贯彻落实县委指示时，对团组织进行了整顿，每7天开一次团小组会，学习政治时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培养发展新团员，号召团员参加民兵、加入解放军，在清匪肃特、镇压反革命、生产自救等斗争中巩固壮大青年团组织。1951年10月，全县团代会召开，大会总结了团组织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秋征、土地改革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1953年，青年团县工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学校工作部。全县8个区均建立青年团区委会，有团支部153个、团员2729名。

（四）崇阳县妇女组织的建立

1949年10月，崇阳县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1950年9月，全县4个区建立民主妇女联合会，54个乡成立妇代会。1950年9月6日至9日，崇阳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27人。会议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总结妇女在清匪反霸、查田定产、生产运动中的经验成绩；选举产生崇阳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9名、常委4名、主席1名。孟繁玉任主席。解放初期的妇女工作，主要是配合县法院宣传贯彻《婚姻法》，参与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典型案例的公开审理。发动妇女参加各项中心工作，从斗争中锻炼妇女干部，以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县、区委领导注意培养和选拔任用妇女干部，帮助妇女干部提高工作能力。1951年，妇女进入乡村政权机构的有57人。同年，全县母送子、妻送夫参加解放军的妇女干部337人，妇女义务做军鞋3000多双。

崇阳县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53年3月3日至8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代表130人。选举产生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7名、主任1人。刘彦君任主任。

三、党对思想宣传工作的加强

为实现《共同纲领》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中央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旧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党在领导一系列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始终注意加强思想宣传工作，以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人，以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鼓舞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共崇阳县委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1950年1月恢复县委宣传部，各区从参与反霸减租运动的贫农积极分子、贫苦知识分子、青年团员、民兵中吸收了一批思想工作宣传员。到1952年4月，各乡均建立宣传员组织；年底，全县宣传员达1300人。县委经常布置宣传内容，运用宣传舆论将每项工作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以推动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清匪反霸斗争中，一是会议宣讲。各级干部、各级农会、各界人民代表利用各种会议，宣传政治时事，揭穿谣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政府清匪反霸、为群众撑腰的决心，打破思想顾虑，引导群众走向斗争。二是张贴标语和宣传漫画。在街道、村庄组织人书写、张贴，形成清匪反霸的氛围。不少地方将“捉尽匪首、缴尽匪枪、打倒恶霸、挖尽匪根”的口号贴到土匪活动的每个村庄，对匪特霸起了威慑作用。三是诉苦追根，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斗争勇气。县、区都组织受苦最深、受迫害最重的群众开诉苦会，揭发匪特霸、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罪恶，让群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自觉起来投入对敌斗争。与此同时，全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十分强调区别不同情况，尽量分化瓦解，缩小打击面。并注意城乡配合，内外结合，清查和处理潜逃到外地以及混入党、政、群机关内部的匪霸特务。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县、区党组织充分利用板报亭、黑板报、广播筒、宣传标语、鼓动牌，召开抗美援朝群众大会、座谈会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的口号挂在工厂、车间的醒目处；“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多收一斗米，多打一个美国野心狼”的标语贴遍乡、村，形成支援抗美援朝的浓厚氛围。1951年5月1日，城关地区和全县各区3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从这一天起为抗美援朝运动周，人人拥护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积极捐资，支援抗美援朝。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朝鲜停战后，中共孝感地委及时发出《关于朝鲜停战协定宣传的通知》。县委宣传部门根据地委的要求，立即在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及时的时事宣传教育，帮助各界人民认清形势，提高警惕，防止松懈和麻痹情绪的发生，以增产节约、支援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来庆祝停战协定的签字和停战协定的全面实现。

为了推动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崇阳县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一步紧接一步开展思想宣传。一是镇反运动开始时，宣传反革命累累罪行和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宣传党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深入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一些干部中，因清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产生了太平麻痹思想。有的区在处理镇反问题时，一度过分强调教育改造，而忽视严厉惩办，破案虽多，镇压不够，出现了“捉了放、放了捉”的恶性循环。各级党组织用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的活生生事实，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二是镇反进行中，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县委要求各区委和公安、司法部门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运动中，县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多次召开会议，做好思想工作，采取适当措施，使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三是运动收尾时，宣传强调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积案时，反复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向干部群众宣传这场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粉碎了反革命分子与帝国主义特务相勾结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阴谋。全县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群众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同时进行的土改运动。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进行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二是进行运动初期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县委组建土改工作队并进行培训，召开了土改宣传工作会议，拟定了土改宣传工作计划，达到干部（含土改工作队员）明确土改的意义、方法、步骤和基本政策及群众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的目的。三是宣传运动中的思想引导和发动群众。县委反复强调，要认真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与总政策。土改工作队进村后，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贫雇农组织，树立贫雇农的政治优势，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和不法地主。同时，在城镇和乡村各界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改，帮助他们提高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四是宣传运动后期的思想整顿和土改复查。在完成阶级成分划分、征收没收（对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浮财五大财产予以没收，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土地）土地和财产分配后，全县开展了总结复查工作，带领人民群众，整顿和加强农村的政权和民兵组织，巩固胜利成果。同时，将思想整顿和土改复查结合起来。重点查阶级成分有无错划、漏划，查果实分配有无严重不公，查地主、富农分子是否守法，查贫苦农民是否彻底翻身。对复查出来的问题予以纠正，对遗留问题予以处理。工作队和农民协会（贫雇农小组）也进行总结，既肯定成绩，也提出问题，开展民主检查，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

在服务中心的文艺宣传方面，“面向农村，服务中心，服务生产”，是中共崇阳县委对文化部门的要求，也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心声。新华书店开业后，与白霓、石城、沙坪3个区供销社建立了经销关系，开展农村图书发行业务，大大方便了群众，扩大了农村图书发行量。电影放映队坚持以农村为阵地，放映科技幻灯片，在山区为农民放映怎样防细菌、原子武器和自然灾害的科教片。文化馆不仅深入农村搞宣传、展览，还深入到乡村辅导农村剧团，教歌、排戏、采访，宣传当地的好人好事。还办“冬校”“夜校”“扫盲班”。为配合土改运动，县委宣传部门发动组织110个宣讲小组和文艺宣传队。他们时上时下，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土改政策，激励群众与恶霸地主作斗争。抗美援朝时，编演了《鸭绿江水》《同饮一江水》等节目，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崇阳文化事业，在占领文化阵地、巩固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在服务中心、服务生产的氛围中发展，有效地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在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有步骤地进行了对旧有文化事业、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旧有卫生事业的改革，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严重影响，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体育事业，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要求。

（一）文化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崇阳解放前，只有乡村戏班、民众教育馆和个别书摊偶尔从事文化活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1949年6月，县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时期的县民众教育馆后，1950年4月，改造成立县人民教育馆（同年9月更名为人民文化馆），扩大图书阅览室面积，除全天开放图书阅览活动外，还以黑板报、墙报等形式进行时事政策宣传。1954年，继一区下津乡办起第一个文化室后，农村、厂矿、企业文化室先后兴办。

1949年，随军南下到崇阳的文艺工作者和县文化馆辅导城乡群众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秧歌队和腰鼓队活跃在崇阳城乡。1950年3月，以戏剧研究社为基础，成立崇阳县城关镇业余剧社，演员66人，以汉剧为主，兼演楚剧及歌舞、曲艺，创作、移植演出《黑暗与光明》《戴罪立功》《仇深似海》《抗美援朝》《菩萨挨打》《卖身还债》《儿女英雄》等50余个节目，观众14万多人次。同年下半年，首次参加大冶专署在鄂城举行的文艺汇演。参赛节目《拾玉镯》《扫松》获一等奖，奖大米1500斤，剧社用此大米和筹集的5000元资金，于次年盖起人民会场。1952年，按照国家制定的“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改方针，进行民主改革，改造和整顿戏班，建立自负盈亏的集体性质剧团。

1949年8月，城关工商界集资筹建崇阳书店，属集体所有制性质。1950年8月退回私人股金，国家拨款建立崇阳新华书店，行政上归县委宣传部领导，业务、财经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领导。1952年11月，根据省供销社、省新华书店联合通知，县基层供销社设专柜经营图书，形成了由省新华书店到县支店、再到基层供销社经营点的图书发行网络。

1949年10月，解放军南下部队在崇阳城关放映电影《吕梁英雄传》。其时，省派电影队到县巡回放映，1952年省派电影队定驻崇阳。同年，崇阳举行首届物资交流会，请来省“三八”女子放映队，在城关中学操场放映苏联影片《幸福的生活》。1950年，崇阳县建立收音站，农村也相应地建立4个收音台站，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频率复盖县境大部分地区。同时，图书和博物划归文化馆负责管理。至此，崇阳县文化事业机构的雏形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崇阳县的体育事业几乎空白。随着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城镇民主改革的开展，广大工人、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高涨。党和政府因势利导，支持和鼓励群众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1949年8月，县人民银行组织男子篮球机关联队。此后，银行雄鹰队，公安机关公安队，县委、县政府机关红星队，县人民医院健康队，教育战线教工队等篮球队应运而生。县人民政府在院内竖起木制篮球架，供县直单位开展篮球活动。

（二）教育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崇阳解放后，通过接受、接管、接办和推进旧有学校教育的改革，全县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年，县内无幼儿园。全县乡、保有小学共124所，其中分校12所、保校112所。共186个班，学生5284人，教师260人；中学1所，学生133人，教工19人。县人民政府接收接管后，实行党和政府对学校领导，废除旧的反动的政治教育和教会办学，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并因地制宜扩大中小学规模，利用家族宗祠、土改中没收的恶霸地主房产兴办一批农村小学。为使教师队伍的文化素质与学校的发展逐步适应，每年寒、暑假集中教师学习政治、业务；通过举办训练班，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1951年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托儿所由武汉迁八区大市村，幼儿百余人，教职工20余人，幼儿教育开始起步。至1953年，城关小学附设幼儿班2个，在班幼儿57人，教职工4人；全县小学142所，270个班，学生9579人，教工336人；中学1所，学生365人，教工30人。与1949年相比，学生人数、教师人数都有大幅增长。

“向工农开门”是对旧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强调在中、小学采取对工农成分的学生贯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原则，对学习中基础较差的工农学生进行补课。在小学设立速成班，解决超龄工农子女的入学问题。1952年，工农子女在中学占46.1%，在小学占绝大多数。按照“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全县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下半年，县委、县政府积极发展工农教育的准备工作。1950年，全县采取业余补习夜校、冬学、速成识字班等形式开展扫盲教育，工农夜校学员10661人，冬学（据47个乡统计，其他，59个乡未统计）有504所，男女学员24422人。1952年，县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推动全县工农教育工作，帮助一批文盲、半文盲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

（三）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在旧中国，崇阳卫生事业处于衰弱破败、极端落后的状态。严重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天花、伤寒、结核、性病及地方病严重流行，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1937年夏，白霓老鸦坑甘家发生霍乱，死亡20余人。1941年4月至12月，县内发伤寒病168人，死亡21人。1946年2月至4月，白霓内洲发天花病100多人，死亡40余人。直至1950年2月，台麓乡何家大屋、谢家洲两村还发生天花，死亡11人。1949年，因受传染病影响，全县人口死亡率高达15.7‰，婴儿死亡率高达101.6‰。人口寿命活足一花甲即视为长寿，全县平均寿命35岁左右。1949年前，崇阳县卫生院仅有病床8张，卫生技术人员9人，简易手术台1张，听诊器1具，反光镜1个，牙钳、剪子各1把，止血钳、镊子各4把。私人行医236人。每千人拥有床位0.047张、卫生人员（含私人行医人员）0.18人。

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贯彻执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大力进行城乡卫生机构建设。1949年6月至1952年6月，在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公立”诊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创建城乡医疗机构。1950年4月，成立县人民医院。1951年6月更名为崇阳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并设立卫生防疫股和妇幼保健股。三区（白霓）、二区（大沙坪）、四区（苏塘）、六区（石城）、五区（小沙坪）、七区（华陂）、八区（路口）7个区卫生所建立。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设卫生科。同年6月，成立县医务工作者联合会，1952年4月更名为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简称卫协会），区设分会。至此，全民、集体、个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并存，县、区、乡三级医疗网基本形成，并逐年扩大。县卫生部门认真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的决定》，先后举办预防接种技术等一系列培训班，对受训对象按其政治表现与业务水平，由县卫生科分配到区一级卫生所工作。同时，对个体行医者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繁荣经济、保障生活”的方针，允许个体开业，承担防疫保健义务，免征工商税。自1952年开始，引导个体行医者走互助合作联营的道路，组建联合诊所，由卫协会负责联合诊所的规范管理。1952年8月，全县开始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和厂矿企业职工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并对老区、苏区、灾区、严重疾病流行区以及军烈属、贫下中农实行各项医疗减免办法。

在旧社会，盛行旧法接生，妇女生小孩，由喜娭毑（接生婆）接生，有的还自产自接，用剪刀、禾镰断脐带，新生儿破伤风、产妇产褥热屡见不鲜，常导致妇婴死亡。解放后，为了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全县除重点预防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外，开始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即在无菌操作下接生）。1951年至1952年，县卫生部门组织培训新法接生员169名。至1952年，全县各区均采用新法接生，新法接生率逐年上升，妇婴死亡率逐年下降。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预防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保护人民健康，1952年5月，成立县防疫委员会（后更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爱国运动，使城乡卫生状况得到改善。为了控制长期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崇阳县成立预防接种小分队，在集镇设点，走村串户开展霍乱菌苗、伤寒与副伤寒、牛痘苗的预防接种和采用新乐君预防疟疫。1952年，境内天花绝迹；1953年后，再未发现霍乱病例。此外，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发病率也逐年下降，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很高。但他们大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分不清敌我友，其思想和行动还没有完全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进行思想改造，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中共崇阳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党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及省、地委的部署，于1952年初起在全县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全县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卫生等各界知识分子参加，历时1年。运动经过学习批评和组织处理两个阶段。

在学习批评阶段，为了帮助知识分子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学习。同时，组织他们参观或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城镇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接受锻炼和教育。在知识分子集训会上，县委领导向他们作报告，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意义及其必要性，强调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要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县教育科还组织教师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和普希金的《教学法》，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敞开大门，改进教学方法，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服务。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听报告，学文件，总结个人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

1952年5月以后，运动转入组织清理阶段。在组织清理中实行不追不逼、自愿交待、严格审查、宽大处理的方针。有的知识分子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卸下了历史包袱，获得了组织上和群众的谅解信任；罪行严重又拒不交代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理。1952年秋，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学习改造运动收获较大，但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思想批评中有的问题界限不清，发动大家进行批评时采用了群众斗争的方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在运动的进行中，县委对存在的缺点作了纠正。通过学习，大多数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开始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们和全县人民一起，满怀信心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以实际行动为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