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四）

崇阳党组织执政初期自身建设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成就

一、党员队伍的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是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1950年，全县党员147人、干部371人。

1952年，全县结合土改运动在农村开始发展党员，建立乡党支部。是年秋，连续举办了两期农民积极分子培训班。各区按照县委要求，结合本区在各个运动中所掌握的出身成分好、政治历史清楚、工作斗争积极、阶级觉悟高、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经过群众鉴定或通过开展乡干积极分子评比活动，确定了一批优秀人员名单，经各区委研究审查通过后，分批送县培训。全县分两期共培训农民积极分子473人。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宣讲党的性质、党的目标前途、党的宗旨、党的产生和发展史等，帮助学员提高对党的认识，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培训班采取边学边讨论的教学方式，提高学员的思想认识，有的问题还争论激烈。讲到目标前途，有的学员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决心不动摇；有的学员说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困难，我们这代人看不到，再说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开山造平原，没有了河流，崇阳不能种稻谷，没有大米吃。有些问题在当时农民的狭隘、幼稚眼光中，是一个一时半天讨论不完、解释不清的话题。在培训班上，学员们还展开了自我检讨和互相批评，认识到：解决问题，思想理论先行，掌握政策必须要有文化，枪杆、笔杆、锄头杆都得内行。学员中申请入党的有320人，经过审查和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新党员106人。其中：乡政府及其群团组织负责人占61%，其他占39%。至年底，全县党员人数发展到373人。

崇阳刚解放时，干部严重缺少。县政府班子就县长1人，科室人数极少，独立五团供给处主任兼县财粮科长。各区只配正副区长2人，干部支前、秋征任务十分繁重。县长丁云超既当县长，又当办事员，成天东奔西忙，工作不分日夜，犯病吐血，仍坚持工作；区里干部多数因劳累病倒。当时干部人数虽少，但他们大多来自老解放区南下和中原军区复员的党员干部，工作经验丰富，吃苦耐劳，高效地行使着县、区两级的领导职能。由于他们人数极其有限，不可能铺开到乡村一级，加上当时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本土农民干部尚未大批涌现和成长起来，因而一时难以建立新的乡村组织，只能暂时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组织，以完成秋征、支前等行政任务。但在沿用的过程中对其不断进行改造，清洗了一批有严重问题和作风恶劣的保甲人员，吸收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名称上也进行了变换，将保改为行政村，将甲改为自然村。

减租减息和清匪反霸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和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及时部署培养干部和开展建乡工作。

1949年6月，报经省委批准，在全省率先开办青年干部培训班（简称青干班，下同），培训崇阳县干部，办班地点设在白霓内洲畈王家。青干班按计划共举办3期，招收学员约500名。他们中有青年学生、公教人员、自由职业者，还有国民党党政军旧职人员。每期青干班为期45天。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等。以帮助学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丁云超、景毅、王维勤等3位县委领导亲自为青干班授课。3期青干班学员中，有的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为纯洁队伍中途被清洗；有的对党的政策持怀疑，顾虑重重而逃学；还有的见大陆未完全解放，不知道共产党能否取得彻底胜利，革命意志不坚定，开了小差。因此，每期学员到结业分配工作时，人数减少约半。首批学员结业，大部分安排到各区搞秋征、支前等工作，缓解了干部奇缺的矛盾，有效地推动了解放初期各项政治运动的顺利开展。第二批学员主要来自中小学教员，结业后，仍分配到学校任教，恢复办学。第三期学员一部分参加地方工作，成为本县干部；一部分入伍参军，随部队南下。1951年，县委两次选送13名区干部到大冶专署学习。1952年，全县国家行政干部人数达到427名。

县委针对崇阳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的特点，要求加强南下老干部及部队转业干部与本地新成长的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之间的团结。1949年下半年，将培养的74名知识分子干部，分别安插到老干部中进行传帮带。对旧职人员通过生活会、个别谈心等方法，帮助改造思想。针对北方到崇阳干部见不到白面，不习惯南方生活；老干部工作经验丰富但大部分文化程度低，有的年龄大尚未安家；部队转业干部革命意志坚定但有的作风粗暴；新干部大部分是鄂南学生，不愿在崇阳山区工作，要求回武昌等思想情况，县委通过说服教育、组织整顿，生活方面的关心，稳定了干部思想情绪。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紧密团结，战胜困难，为着共同的目标，积极努力，保证了全县各项民主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这也是后来崇阳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

二、1950年至1951年整风整党运动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和作风，是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1950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的现象，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0年5月26日至6月3日，县委召开有258人参加的第二届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县委书记胡代耕作整顿思想作风的动员报告，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和省、地委文件，明确整风的目的和态度，检查政策执行有无偏差，党群之间、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否处理好。帮助县、区领导解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硬等问题。

在整风学习的后阶段，县委对工作积极、作风扎实、阶级立场坚定、有突出成绩的50名干部进行了表彰奖励；对犯有贪污性质的3名干部撤职查办、依法处理；对犯有生活腐化、男女作风问题的2名干部分别给予撤职另行分配工作、清洗扣押处理。同时，县直机关与机关之间、区与区之间互相发出挑战书，展开了工作竞赛活动，激发了全县干部比学赶帮的热情。

这次整风学习，重点解决了县委领导班子和部分老干部存在的“革命到头”思想、居功自傲情绪和部分青年干部存在贪图享受、工作怕艰苦等问题，改进了各级干部的作风，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普遍高涨起来。

1951年3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在坚持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对每名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中共崇阳县委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分3批进行整党。第一批是县党群机关，第二批是县直部门和厂矿企业，第三批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党中，全县各级党组织对党员普遍进行党纲、党章和党员八项条件教育，提高党员政治思想觉悟，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1951年11月，中共崇阳县委召开有800人参加的第八届干部扩大会议，整顿党员干部思想作风，进行评功表彰，会期4天。这次整党着重检讨在执行群众路线中党员、干部存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不良行为，重点解决党员、干部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问题。会上，对秋征立场坚定、作风民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工作任务完成好、思想进步的66名党员、干部进行了表彰。同时，对阶级立场不稳、作风不正、贪污公款和偷窃群众斗争果实等问题严重的13名干部分别进行了党内处分和行政处理。

崇阳县的整风整党工作从1950年5月开始，至1951年下半年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农村土地改革、城镇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以及秋征工作。整风整党是结合这些运动和当前的工作进行的。运动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阶级立场和思想工作作风的最好检验。同时，整风整党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健康发展，也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是党的建设的一个良好开局。

三、“三反”运动和反腐防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由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猖狂进攻和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滋长。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7月，中共孝感地委主要领导来到崇阳，组织主持召开崇阳、通城、通山三县的“三反”会议，以会代训。参加会议和集训的干部由县委书记带队，三县全体县委委员，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县直各部、办、科、局负责人，各区委委员以及土改工作队队长（崇阳县扩大到组长）参加集训会议。会议第一步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步是放下包袱，自觉检查；第三步是大胆揭发，分清是非；第四步是自我鉴定，互相帮助。这次会议，提高了各级领导骨干对“三反”运动的认识，放下了思想包袱，为全县开展“三反”运动发挥了指导作用。

三县“三反”会议结束，崇阳县紧接着召开有268人参加的全县干部“三反”大会，会期18天。运动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会动员，领导带头，层层“下水”至人人“下水”，暴露思想；第二阶段：思想交锋，交代政策，深入进行分析批判，查根源摸规律，大会典型示范，小组思想鉴定；第三阶段：组织建设，建党提干，整编队伍。在“三反”运动中，各级领导带头对照检查，互相揭发。全县揭露出有各种问题的干部40人。其中：贪污100万元（旧币）以下的15人，挥霍性浪费1人，严重官僚主义2人，敌我不分丧失立场7人，蜕化堕落2人，阶级异己分子2人，其他11人。给予党内外处分的25人。其中：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1人，撤销工作4人，警告6人，劝告1人；行政开除2人，撤职2人，记过3人；免予刑事处分2人。

在“三反”中，县委为了防止发展党员、选拔干部搞关门主义与领导物色两种偏向，坚持从下而上，走群众路线，从土改和“三反”运动表现优秀的积极分子中，吸收新党员31名，其中知识分子24名、工农干部7名；发展青年团员14名；提拔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31名。

这次“三反”运动，重点是反对贪污。实质上是党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贪污腐化分子，为国家挽回了损失，也挽救了同志，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密切了党群关系，对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左”的偏向：政策界限划不清，层层下达“三反”指标；打击面过宽，有逼供的现象；案件的处理上，有的存在证据不充分、处理畸重的现象。1952年下半年，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基本作了纠正。

1952年秋，“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为了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县委及各级党组织以“三反”案例为反面教材，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人员进行反腐防变教育，要求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自觉抵制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形成廉洁从政、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浩然正气，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防止腐蚀的“两个务必”方针，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四、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崇阳刚解放时，全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但是，在解放初期，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在政治上，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国民党种种残余势力相互勾结，形成匪特霸三位一体，以土匪游击战争、造谣欺骗民心、组织武装暴乱、暗杀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等各种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经济上，新政权所接收接管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不堪局面。党和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使新生的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自身队伍上，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不仅是指干部在全新任务面前学会驾驭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党在执掌政权后，党的干部能不能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面对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复杂斗争形势和种种困难，在省、地委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井井有条地采取一系列工作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崇阳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潜居江西修水、湖南临湘和湖北省蒲圻、通山、通城等县毗邻地域，利用幕阜山、大幕山和药姑山的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地形复杂等特点，负隅顽抗。1949年7月，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组织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开展剿匪反特斗争。至1951年底胜利结束，历时两年多，取得了剿匪反特斗争的胜利，为崇阳解放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人民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初，为稳定市场物价，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动员和组织商贩贩运稻谷、大批茶叶及其他山货供应武汉市，以平抑市场物价。银行部门大量收兑银元、黄金，扩大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同时紧缩投放，按约回收贷款；财政部门抓紧税收，发放公债，紧缩货币流动量。至1950年4月，全县物价指数大幅下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与此同时，认真贯彻贸易自由政策，放宽市场管理，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多形式、多渠道促进内外物资交流，繁荣城乡市场。从此，结束了物价高涨、民不聊生的局面。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崇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县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全县人民踊跃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各条战线以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等实际行动，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以志愿军指战员的英勇献身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大地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热情。这些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中共崇阳县委遵照党中央和省、地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从1950年11月开始，紧密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至1953年底胜利结束，基本上消灭了崇阳境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为进行抗美援朝、农村土地改革、城镇民主改革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0年秋至1953年春，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根据《土地改革法》和省、地委的部署，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贫雇农分得土地，同时还分得房屋、耕牛、农具和浮财。农民世世代代期盼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从此，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结合，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在全县顺利进行了城镇民主改革和除旧布新的社会其他变革。在工商企业、码头搬运业和基层街道的民主改革中，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和控诉在旧企业中、接收后还没有来得及改革的封建把头制、帮会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领导岗位，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中共崇阳县委成立了贯彻《婚姻法》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有效地推进了妇女的解放；人民司法体制初步形成，破除旧法观念，司法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民主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在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同时，中共崇阳县委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县人民政府接管和没收了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经营的工厂、商店、码头、邮电等，建立了国营经济；在城镇工商企业中开展了“五反”斗争，打击不法私商的“五毒”行为，建立了私营企业中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加管理制度；在党中央确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指导下，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扩大对私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入，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沟通城乡物资流通渠道，打破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开展生产救灾，兴修水利，提高农业抗旱和防汛能力；开垦荒地，增加粮食耕种面积；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克服生产工具和资金短缺等困难，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中共崇阳县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注意做好各界人民代表的协商产生工作。1950年3月至1953年4月，崇阳县共召开4届1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邀请各阶层人士共商大事、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选举产生各次会议常务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共崇阳县委领导建立工会、农协、青年、妇女等各级群众团体组织，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县委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积极分子分配到党政部门工作，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运动和反腐防变的教育，清除混入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积极慎重地吸收党员，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

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中共崇阳县委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落实“普及第一、生根第一”的文艺工作方针，积极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地方化”的文化艺术活动；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实行党和政府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反动的政治教育和教会办学，向工农敞开大门，鼓励工农子弟入学，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开展对旧有卫生事业的改革，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建立与充实县、区卫生机构，积极预防主要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同时，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的建设。

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崇阳县遭受国民党破坏的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581万元（当年价，下同）增加到1952年的1976万元，增长24.98%。其中：农业总产值从1522万元增加到1811万元，增长19%；工业总产值从59万元增加到165万元，增长1.8倍；粮食总产量从10282万斤增加到12739万斤，增长2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0万元,增长3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2元增加到580元，增长2.82倍。人民群众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中共崇阳县委、崇阳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17万人民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在短短的3年时间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为崇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