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民主改革（一）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一、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一）减租减息的动因与政策

崇阳县刚解放，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没有废除，崇阳人民仍旧承受着地主阶级的地租、雇工、高利贷盘剥。租佃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形式分为庄田租佃和直接租佃两种。常见租率有“对半租”“地六佃四”“地四佃六”“地七佃三”等，并附有“水旱灾害，凭户采纳”“耕牛、种子、肥料由佃户自筹”等苛刻条件，不论年岁丰歉，农户都须按事先定好的标准交租。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不到租田或无力耕种佃田者，只得出卖劳力成为雇工。雇工按其出卖劳力时间长短以及年龄、性别的差异，有长工、月工、零工、童工、女工之分。通常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仅在30—40元之间，年终结算除去各项扣除，工钱所剩无几，时有“腊月长工要过年，请出东家算工钱，左一扒来右一扣，还要倒找饭米钱，可怜冤枉做一年”的《长工歌》流传。

地主放债，以货币和实物借给贫困农民，农民定期还本付息。在崇阳，高利贷活动主要形式有：“九去十归”“大加一”“双脚跳”“木马叉”“印子钱”“狮子滚绣球”等。借贷时，将钱折物；还物时，将物折钱。这种高利贷剥削，使许多农民辛劳终年，食不果腹，衣不遮身。若遇灾年，大批农民就会流离失所，逃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北门畈郭家岭农民郭佛海，因葬父向地主黄秋贵借64串钱，作押8石干租，每年交息谷8石，息上加息；3年后郭被逼将全部家产4斗5升田和3间房子抵债，偕妻携女逃至江西，自己给地主做长工，妻子当佣人，女儿当童养媳。租息不减，旧债不废，人民谈何彻底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

1949年12月2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减租减息实施细则》规定：所有地主、富农、祠堂、庙宇、教会等出租的土地一律按实际交额的25%实行减租（即原来交租粮一石，减去二斗五升）；解放以前（即县人民政府建立前）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旧债，一律按月利一分半计算清偿或订立公约；对于战争罪犯、反革命首犯、恶霸分子，除没收其拥有的土地外，债务也一律解除。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的第二条规定：所有地租，新区从1949年起依法减租，未减者依法退租。地主所收押金一律退还佃户，有困难的依法少退或是分期退。农民欠地主之债一律取消，本利不还。解放前欠富农旧债，利倍于本者，停息还本，利两倍于本者，本利停付。利不及本者，分期还本。

在新中国成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崇阳是解放新区，为了在农村反霸斗争过程中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土地改革开始前，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主要是减少农民交给地主的一部分地租额，一般为“二五”减租（即减25%）。同时，减交农民向地主借贷的一部分高额利息。

（二）“双减”运动的斗争及成就

减租反霸。1950年2月，中共崇阳县委召开长达17天的全县扩大干部会，总结秋征工作，贯彻“双减”精神。3月初，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决议？向全县发出《县委扩大会议对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减租反霸运动的指示》，力争在5月1日前完成“双减”工作，为秋季土改作准备。全县“双减”工作因时间紧、任务重而采取整体推进。为了做到以点带面，县委选择县城附近的上津村作为全县“双减”重点村。县委工作组进村后，与村干部密切配合，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双减”底数，研究斗争策略，整顿农会，发动群众，减租反霸。采取对顽抗地主进行集体（集中几十人）向其减租，十分顽抗的则交人民法院公审；对一般地主进行小型（不妨碍人生产，组织几个人）减租；对肉头地主（较开明的）、老实富农则采用谈判方式减租，很快查减了全村18户地主、32户富农，共减出稻谷68担，收到良好效果。县委及时向全县推广上津村“双减”做法。至3月底，全县有60个保建立农会，53个保减租，计减租谷6315石，分给农民租谷4000余石。减租的果实分配：全县各区、乡均采用减谁谁得，佃户分得粮食后，再动员调剂出三分之一左右分给其他群众。动员佃户的减租果实与反霸果实，根据民主评议，按人口等级分配，头等为军属、赤贫，二等为贫农，三等为中农。5月初，全县有12个乡、70个保建立了农会，共有会员5.5万人，至各区斗霸清算、减租退押进入高潮。至本月底，全县清算恶霸115个，减出粮食共16430石。

斗霸清算初步打击和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地主阶级逐步分化，农民的优势开始显现，随之粉碎了匪特霸的阴谋，扭转了部分群众由匪特霸操控的局面。但是，仍有少许匪特霸施用各种手段极力破坏“双减”，有的不法地主装疯卖傻，软拖硬抗；有的收买、愚惑、威胁群众；有的故意挑起事端，破坏农民团结，分化削弱农民力量；有的匪特或成股（5人以上为股匪，以下为散匪）或分散或潜伏，抢劫屠杀，扰乱社会治安。1950年5月下旬，县委再次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总结前阶段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要求把“双减”运动和生产妥善结合起来，农忙搞生产，农闲搞运动，做到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结合“双减”复查，整顿农会，改造乡村政权，肃清散匪，夯实秋后土改基础。

1950年冬，县委工作组在中津乡发现“双减”中有减租漏网、减租不彻底和明减暗不减及地主反攻倒算等情况。地主王培祖，应减租粮食11石，只交69斤，王说“没有粮食了”。开了两次斗争会，还是说没有粮食。于是三区政府决定采用人民法庭公审形式进行说理斗争。组织由本村和外村群众及地富等800余人参加公审地主王培祖的大会，佃户诉说应减租事实，知情者出庭当面作证。庭审时，一佃户说王培祖多收他3石谷。王培祖说：“这田卖了，怎么能多收你粮食”。佃户说：“我8月交租，你11月卖田”。又一佃户诉说：“我交你租没有称，给日本人把粮食弄走了，你又向我要租子，我没有粮食，你叫人来挖我红薯10多担，心这样狠毒”。王培祖狡辩：“我不知道。”佃户说：“你亲自叫他来的，怎么不知道。”王培祖又说：“这块地收不到10多担红薯。”另一个人马上证明：“这块地能收到。”王培祖又无话可说。接着又一佃户诉苦，王培祖强迫多收他1箩稻谷；王培祖不认账，说你自己送来的。马上又有人作证，亲眼看到你派人去担的。在铁的证人证言面前，王培祖不得不低头承认，很快兑清了应减的租谷。

中津乡在成立雇农组织整顿农会后，再次对地富进行斗争，清算出斗争果实谷312石，耕牛1头，家俱、金属器皿、首饰衣服等折谷500余石，并将现谷全部分给了贫雇农。

1951年1月初，县委工作组组织中津、上津、下津3乡联合召开有69人参加的贫雇农代表会，开展查农会纯不纯、查贫雇农有没有翻身、查地主恶霸低不低头的“三查”活动。查出中津乡2个农会代表是富农，农会会员中2人是富农，3人是地富的“狗腿子”。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农会严重不纯，“双减”运动中出现乱捕、乱斗、乱清算、乱挖财，甚至逼死人命现象。为此，县委于1951年春先后6次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严格执行政策的补充指示，转发大冶地委关于“双减”反霸、查黑瞒田等具体政策的补充规定。要求各区、乡在反霸清算、减租退押、查黑瞒田运动中，严格执行政策，认真整顿农会。

在“双减”时期，地富普遍担心秋后土改，经营耕种的庄稼自己不能受益，生产情绪消极；中农不敢积极生产，担心多打粮食，提高成分和秋后负担加重，怕发家致富后被斗争；贫雇农由于缺少生产资料，积极性不能发挥。县委针对这一农村各阶层心存疑虑，及时发出“谁种谁受益”的指示，并且处理了反霸中个别违法侵犯人民财产的干部，号召县区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学生就近帮助农民生产劳动；指示各区、乡帮助农民解决耕牛、粮食、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困难，密切干群关系，从而稳定了各阶层生产情绪。

退押废债。崇阳农民向地主交押金的不多，但保田较普遍。保田与押金内容不同，但性质相同。中、贫农在经济困难时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地主，为了要田种，贱卖田价一般只五六成，田仍归农民种，有永佃权；交租有的与一般租额同等，有的略轻，实际上就等于交了押金。县委决定将保田租额视同押金处理，称之为补田价，规定每亩田补一年租谷为限。业主是中农者不补。废债，群众既有迫切要求，又心存顾虑，感觉借地主的债不还，良心过不去；担心废债后，地主借据不交，将来若国民党打回来惹下祸根。经过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消除了他们怕“变天”的思想顾虑。一贫农说：“我借地主两担谷，10年利息滚到12担，交了9担，还欠3担。”另一贫农说：“我借地主6块光洋，4个月滚到12块光洋。”群众认识到“旧债不废除，穷人翻不了身。”干部把群众组织起来，向地主废债，索要契约。中津乡第十三组放债户8户（其中地主3户、富农4户、中农1户），借债户16户，借稻谷61.5石，高利滚到194.7石，废除旧债72.45石，并收回契约。一区东岳乡在退押废债运动中，退田41.5亩，占全乡水田面积的2.1%，被退户6户（地主5户、富农1户），进户11户（中农6户，贫农5户）。废债折谷8675斤，19户（中农8户、贫农11户）免去高额部分债务。在“双减”运动中，全县群众所有保田租额及押金均予废除。

查黑瞒田。在“双减”复查中，发现全县应减与实减数相差甚远。县委组织从查黑瞒田方面突破，分析在旧政权统治崇阳时，全县有田25万亩（比田地实数偏小），“双减”统计仅有田20.93万亩，相差4万余亩。县委工作组调查发现，解放以后地主为了缩小面积，逃避负担，降低成分，避免斗争，大肆瞒田。其方式主要有：瞒亩不瞒块，瞒块不瞒亩，瞒实不瞒量；互推登记使田地架空；愚惑群众合伙瞒田，造假田册，以多报少所谓瞒上不瞒下；操纵几户，互相包庇，相互瞒田。县委通过发动广大群众，揭穿地主瞒田的阴谋，提出“一人瞒田，大家吃亏”“集体瞒田，穷人吃亏”的宣传口号，要求瞒田户自报，规定中、贫农自报出黑田的不交1949年公粮；地富自报出黑田的，只补交1949年公粮不另加罚。并宣布查出黑田补交的公粮90%归群众，以解决生活与生产资料困难。三区回头乡作出凡举报出地富黑田者提奖20%。这些政策措施，使黑瞒田迅速浮出水面。

崇阳县“双减”运动至1951年8月基本结束，共减租谷968.03万斤，占应减数的81.5%，农民分得租谷564.37万斤；减息折谷48.95万斤。查出黑瞒田36969亩。运动中斗争地主、富农各50户，清出果实谷34.54万斤、黄金1.3斤、银元691块、田地183.5亩、房屋54间及部分其他物资。

减租减息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的首次社会变革，是在探索中进行，有少数地方在“双减”中存在偏激现象。如有的对地主实施体罚，扒掉地主身上衣服让其在雨里淋，或用凉水泼、风车扇，坚持说理斗争不够；有的认为中农家里藏有地富的粮而强封中农的仓，查出中农有黑田而乱罚中农粮，视部分中农同地主一样减租，从而引起中农恐慌等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均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

经过“双减”，农村封建势力大大削弱，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壮大，在领导农民与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开始当家作主，在经济上有所改善。但“双减”只能减轻农民所受痛苦，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削。实行减租后，地租量虽然比原来降低了很多，地租的附加形式也取消了不少，但地主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少地主仍然变相地扩大所谓“自耕”部分，使农民具有收获权的耕地相对缩小。农民在合法交租的前提下，仍然摆脱不了在农村经济中的劣势地位。

二、农村土地改革的试点和分批推进

（一）土改试点工作的开展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村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到1950年6月，崇阳已解放一年多，但农村仍然保留着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大量耕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其时，崇阳有耕地353772亩，人均2.02亩。其中：占全县总人口50%以上的穷人只有26%的土地，计93875亩，人均1.02亩；而3%的地主却占有全县18.1%的土地，计64186亩，人均12.05亩，是全县人均占有量的6.2倍。在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下，劳动者缺少生产资料，只有出卖劳动力。地主通过雇工、出租土地和放债等方式，残酷地剥削农民。广大贫苦农民强烈要求拥有维持生活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从经济上彻底翻身。为了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秋开始，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依照《土地改革法》，在全省农村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进而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乃是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一场复杂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农村各阶层利益。对刚解放的崇阳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必须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一批土改工作骨干，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在中共大冶地委、专署的统一领导下，1950年冬成立崇阳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县委副书记景毅兼任主任。同时，各区相继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区委书记兼任主任。县委确定中津、下津、东岳（一区）、湖塘（二区）、更新（三区）、金塘（四区）、港口（五区）、石城（六区）等8个乡为试点。各区集中占半数以上干部到试点乡，每试点乡12—16人。1951年1月，县委副书记景毅率县委工作组进入下津、中津乡开展土改试点，按照《土地改革法》进行土改工作。

第一步：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即工作组进村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清基本情况，然后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改方针政策。

第二步：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成立贫雇农小组，组织阶级队伍，发动群众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打倒恶霸树立贫雇农的优势，吸收中农加入农民协会，淘汰有严重问题的农协干部，补充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整顿健全农协领导机构，保证贫农的领导权。工作队员在宣传发动中，注意了解、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他们串连贫雇农，采取启发教育，用与地主比吃、比穿、比住，算地主剥削账的方式，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是怎么富的，地主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在经济上认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本质，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和与地富进行斗争的勇气。

第三步：划分阶级成分。土地改革运动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的贫雇农，引导他们向封建势力开展坚决的斗争，才能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封建制度。划分阶级成分是斗争的基础，只有把阶级成分划清楚了，土地改革就有了斗争的靶子。

1951年1月，县委工作组在中津乡搞阶级成分试划试点。在划成分之前，工作队员深入到乡村，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挖穷根、扎根串连，召开妇女会、贫雇农会、民兵会、翻身会，调查了解全乡情况；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对各阶层进行阶级成分划分标准的宣传教育。明确划分阶级成分是以解放前3年的经济情况为依据，并掌握各个阶级的基本界限。

雇农（也叫赤贫）。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为维持生计，只得充当雇工受他人剥削的农户。

贫农。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为维持生计，得租种他人土地或当雇工受他人剥削的农户。

中农。拥有土地同当地人均占有量大体相当，生产资料较全，基本上是自耕自食的农户。

富裕中农（也叫上中农）。有轻微剥削（剥削量在25%以下）的部分中农。

富农。占有成套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多，除自身参加耕种外，还从事雇工剥削或出租部分土地进行剥削，且剥削量较大的农户。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只附带劳动，以剥削为主，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进行地租剥削，或兼雇工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的农户。

小土地出租。占有土地数量比当地区、乡人均占有量稍多，由于自身没有劳动能力，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收取地租的农户。

地主兼工商业者。主要有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经营工商业的厂房、店铺、住房、财产。在土地改革中，土地及其财产房屋予以没收。而经营工商业的店铺、厂房、住房、财产准其经营。

富农兼工商业者。有土地及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有工商业及与工商业相连的厂房、店铺、住房、财产。有土地的依富农处理，工商业部分依工商业者的政策处理。

小手工业者。占有少量的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以其生产成品出售为全部或主要的生活来源。一般不雇佣工人，有时雇佣辅助性助手或学徒，但仍以本人手工业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

自由职业者。一切依靠独立营业为主，是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都称为自由职业者。这种自由职业者为了执行自己的业务，有时雇佣助手或雇佣助理家务劳动，有这种雇工行为的人不属于剥削者的范围内。这些人不是进行独立经营，而受雇于国家或私人机关中服务则称为职员。

划分阶级成分异常激烈，但一般是以上几种划分情况。中津乡在群众基本掌握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和政策基础上，开始试划阶级，分清敌我。1951年7月，召开乡农民代表会，选了2户地主、1户疑似富农典型让与会代表进行试划。结果2户地主划对了，划的1户富农其实是富裕中农。与会代表通过典型试划进一步明确了政策界限。会后，代表们广泛进行宣传，各村结合查地富瞒黑田，算地主的剥削账，面对面地试划地主、富农。这样边学习、边试划、边提高，从乡到村召开农代会，成立农协委员会，准备材料，划分阶级。程序上先划大地主，后划中小地主，再划富农，最后划中、贫农。地主以乡为单位划，富农以村为单位划，中、贫农以组为单位划。划分主要方式是自报公议，群众与地主展开面对面的合法合理斗争，允许地主申辩。各村地主、富农划好后，召开乡农协委员、村贫雇小组长联席会议，初步审查所划地主、富农成分是否准确，有无升降，同时讨论如何划分中农和贫雇农。各村阶级成分划好后，先出第一榜；然后经乡农协委员、村贫雇小组长联席会议审查后，出第二榜；再召开全乡农代会进行审查，出第三榜。在划阶级成分中，工作组动员群众特别要克服宗派思想，如果宗派观念不打破，阶级成分划不准，地主就斗不倒。县委办公室以《土改通报》不断总结指导，向全县推广中津乡划分阶级成分的作法与经验。紧接着其他7个试点乡参照中津乡的作法进行划分阶级成分。

第四步：没收和征收。即在摸清底数的情况下，对恶霸地主、大地主和不法地主进行清算。对一般地主只没收多占的土地、粮食、房屋、农具和耕畜，不挖底财，并按当地人均占有量留给一份土地，让其自食其力，给以生活出路。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和小土地出租的部分土地。在清算、征收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虽然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地主的表面威风被斗垮，但顽抗到底、舍命不舍财的思想态度仍未改变。如上津乡有大、中、小地主21户，计租田143.8石，贫雇代表会清算一年租禾，应征收余粮1634石，到该乡土改基本结束时，实收481.68石，仅占应征数的29.5%。

第五步：果实分配。工作组和乡、村农协组织秉公办事，公正地分配土地和其他果实，即以乡、村为单位，将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在抽佃田时，注意照顾原耕佃户。将没收地主的房屋、耕牛、农具、浮财，按填坑补缺的原则优先分给贫、雇农。并将零碎东西适当分一些给中农，体现保护中农利益的原则，减少运动的阻力。分配果实一般实行三榜定案，接受群众监督，力求做到公平合理。六区试点乡石城乡没收征收田206.84石，农具（犁、耙、水车）22件，耕牛17头，谷735.9石，衣被蚊帐等294件，布匹14丈，床桌、柜等家具422件。对没收、征收的资产，分配的原则是“根据需要，有利生产，填穷补穷”。田的分配是：雇农10户7.6石，贫农200户143.7石，小商贩3户2.35石，中农68户53.19石。96户贫农分得耕牛（几户合有1头），163户中农以下的分得其他资产。全县各试点乡土改土地调整，以行政村为单位在小组原耕地面积基础上，按全乡应分田地人口（包括地富）得出平均数，再计算各村余缺，耕地多的向耕地少的村调剂调拨。如石城乡马头村按人平4.1斗多出16石，分别拨给石湾、藤树、塘下村。耕地调整到村后，再由村小组之间调整到户，保证了各阶级人均占有量面积。

第六步：民主建政。选举乡政委员会，结合进行抗美援朝教育、增产节约教育，订立爱国公约。

（二）土改运动的分批推进

崇阳县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在取得土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

1951年10月21日至12月3日，举办了113人（区干部45人、乡干部49人、农村积极分子19人）的土改工作队员训练班，重点培训学习《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总路线、具体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县委组织部部长张毅全面负责训练工作。县委宣传部部长任铭新作《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在训练期间，县委转发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干部在土改时的八项纪律》的通知，要求各区、乡和全体土改工作队员严格遵守八项纪律，即：1.要严格执行政策法令，认真掌握土地改革政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2.要坚决保护农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3.要依法惩治不法地主，坚决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打击地主抵抗与破坏行为，防止乱打乱杀；4.要明确划清敌我界限，不得丧失立场，不得参加乡村宗派活动；5.要绝对禁止贪污受贿，必须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不得侵占斗争果实，不得假公济私；6.要切实服从农协决议，尊重农民意见，凡事要和群众商量，不得个人决定、强迫推行；7.要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各自为政；8.要严格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情况，不得报喜不报忧。县委从崇阳县的土改工作实际出发，立足于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工作态度，树立群众观念，提高政策水平，为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准备了工作骨干。

1951年11月16日，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确定对全县150个乡除先行的8个试点乡外，其余142个乡分三批进行土改。会后，组织800余人（其中：湖北革命大学师生200人，大冶专署机关干部160人，崇阳县、区、乡干部和武昌县干部440余人）的土改工作队分赴乡村，按照试点乡土改运动的步骤开展宣传党的路线政策、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召开农民代表会等活动，团结农村90%以上的人民群众协力开展土改。

在领导土改运动中，县委始终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思想觉悟，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在大规模土改运动铺开时，县委具有针对性地纠正“和平土改”和放任自流两种倾向，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行为。同时也不允许对群众运动放任不管，而是要把发动群众和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确保运动沿着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正确方向发展。县委还根据省、地委指示，在城乡各界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合力。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改，形成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使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发展。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完成

1952年10月，中共崇阳县委根据湖北省委、孝感地委（此时崇阳县划归孝感专区）的部署，进行土改复查工作。县委从土改干部和工作队员中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对开展过土改运动的乡、村进行土改复查（土改工作队员易地复查）。土改复查是土改运动的煞尾阶段，是全面落实土改政策的阶段，也是最后定案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土改政策，妥善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以巩固土改运动胜利成果和稳定新的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铺平道路。全县土改复查工作分三批进行。

土改复查重点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决打倒尚未打倒的恶霸地主和不法地主；二是妥善处理和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如阶级成分明显错划的给予纠正，土地分配不公的给予调整，没收、征收的果实尚未分配的给予分配；三是帮助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树立群众观念，改善干群关系，通过民主建政，建立农村基层领导核心。

按照上级要求，土改复查工作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土改复查工作队进村后宣传政策，调查了解，掌握情况；第二步，查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对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开展斗争；第三步，查田、查分配、查阶级，即清查地主隐瞒的“黑田”和土地分配不公及纠正错划的阶级成分；第四步，做好民主团结工作，进一步开展民主建政，引导干部同群众搞好关系，用民主选举的方法整顿基层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女等组织，选举乡政府委员会和乡长、乡农会主席（已建立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即为农会主席），另设秘书（兼财粮委员）1人、武装委员（兼民兵中队长）1人、妇女主任1人；规模较大的乡可增设其他委员若干人，成立乡人民政府，召开庆祝大会。乡政权建立后，由乡人民政府全面行使人民民主政权职能，旧的保甲制度即行废除；第五步，焚毁旧契约，颁发分配后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书，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改结束。

在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的同时，对于在执行土改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如打击面过宽；部分乡追逼吊打现象较为严重；干部思想作风不够扎实，发动群众不够，工作形式走过场等问题，县委土改复查工作队在深入调查了解后，一般都以“战地会议”就地解决问题，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至1953年春，全县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全县划定地、富、反、坏分子4505名，其中地主2432名、富农1309名、反革命分子489名、坏分子275名。全县3.7万农户、9.7万无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9.57万亩，有11.9万人分得了没收的房屋、耕牛、农具、浮财等财产。土改的胜利完成，废除了几千年在农村存在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世世代代期盼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翻身农民兴高采烈，载歌载舞，欢庆“土地回老家”。

经过土改，崇阳县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渴望劳动发家、生产致富。在土改过程中，全县上下始终坚持运动与生产相结合，“一边反封建，一边搞生产”“一手拿犁耙，一手拿算盘”，不仅运动深入开展，而且农业连续丰收。土改后的1953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作物面积从48.33万亩增加到54.73万亩；粮食总产量从10282万斤增加到12177万斤，增长18.43%；油料产量从193.8万斤增加到204.4万斤，增长5.5%；茶叶产量从54万斤增加到145.2万斤，增长1.69倍；木材采伐量由1200立方米增加到5600立方米，增长3.7倍；楠竹采伐量由15.1万根增加到47.54万根，增长2.15倍。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日趋活跃。

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农民建立了自己的协会及乡村人民政权，当家做了主人。县、区、乡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初步实现。农村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剥削寄生可耻、劳动生产光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农村中还出现了扫盲、学习文化的热潮，大批农民参加夜校、识字班，并积极送子女上学。农民群众亲身感受和体验到自己家庭、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更加热爱和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崇阳有118名（其中女性8名）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土改工作队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有24名骨干吸收为国家干部。土改运动也锻炼和提高了县、区、乡各级干部的执政能力，为土改以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政治、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