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和平解放及各界人民支援前线作战（一）

中共地下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崇阳

1949年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国民党反动派临近灭亡之时，国民党崇阳县和县政府自卫大队的顽固派，奉国民党十六“绥靖”司令霍揆章之命，将伪县自卫大队改编扩充为自卫团，由原县自卫大队队长熊铭缨任团长，刘伟任副团长。团部下设政训、军需、军械、副官、书记5室，辖1个特务中队、1个迫击炮队、3个大队和2个突击队。全团官兵660余人，配有轻机枪8挺、迫击炮2门、步枪480多支。分驻沙坪、白霓桥、桂口和东堡等地，妄图为崇阳解放制造障碍。

崇阳石城鹤咀畈人、原新四军中原部队三旅九团政治处副主任、均郧房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胡恪恭，因在战斗中受伤无法归队，于1948年8月奉中共江汉区委第三地委城市工作部指示，来到蒲圻、崇阳交界地区，搜集民间枪支，建立地下游击武装，在鄂南铁路沿线扰乱和打击敌人。在崇建立以邓勋元等为骨干的地下工作联络网，开始做崇蒲一带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并建立水陆两条汉口至崇阳的地下交通线，以利上级党组织指导崇阳地下党组织工作。胡恪恭以西庄杨林完小为落脚点，先找与自己过去交情甚笃，而且与代县长熊岱樵和县自卫团团长熊铭缨是亲属关系的熊鼎三、熊光烈、熊光斗等人联系，先试探口气，摸清底细，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直接找熊铭缨和熊岱樵做动员工作。可工作一开始，就走漏了风声，县警察局巡视大队已在暗地追踪，随时准备逮捕胡恪恭。胡恪恭过去的同窗好友熊道保得知此消息后，迅即告之，胡才安全脱险，9月返回武汉。

1949年初，胡恪恭又奉城工部郭伯诚的指示，再次回到崇阳，进一步联络邓勋元等地下党骨干人员及亲朋好友，对崇阳国民党政府和县自卫团继续进行策反工作，使其自觉放下屠刀，投靠人民，为崇阳的解放创造条件。这时，曾在游击队和伪县、乡做过事的老同学陈昌其、江少林，为保全性命，再三请胡恪恭帮忙介绍工作。胡恪恭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也要求陈、江两人将他们原部下可靠的人组织起来，秘密成立武工队。江少林任队长，熊道保、陈昌其任副队长，共有队员30多人，分散在崇蒲边界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侦察粤汉线敌情；发动县自卫团担任中队长以上的军官，作好准备，以迎接崇阳解放。

县自卫团团长熊铭缨自知手沾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鲜血，十分恐慌。暗中与代县长熊岱樵将县府由城关迁往蔡墩乡垄上筲箕窝，县自卫团移驻蔡墩垄上西庄杨林畈陈俨思，指使警察局局长江裕汉留城刺探军情，指使副团长刘伟责成亲信舒汝志等人，埋藏枪支弹药，企图东山再起。

胡恪恭这次回到崇阳，除组织武工队外，主要是找他的老师邓勋元商量，怎样把手中拥有700多人枪的熊铭缨反正过来。邓认为必须通过邓家与熊家的亲戚关系，于是有意建议胡与自己的侄女，也就是他弟弟邓菊馨的侄女结婚。邓菊馨是熊铭缨的妹夫，熊铭缨与胡恪恭便成亲戚，这就有利于作好策反熊铭缨的工作。

经过由外到内、由浅入深、反复细致的工作，尤其是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十九兵团在咸宁起义，对熊铭缨触动很大。1949年4月底，熊铭缨同意与胡恪恭会面，并派他妹夫邓菊馨等人去汉口请胡恪恭回崇商谈。这次会面，邓菊馨传达了熊铭缨愿意接受反正的信息，提出了熊铭缨顾及的部队番号和待遇问题。胡恪恭表态：“我军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胡恪恭请邓菊馨转达熊铭缨，从现在起不做坏事，不欺压老百姓；起义投诚后番号可改名为解放军幕阜纵队，待遇同解放军一样。在此期间，胡恪恭通过邓菊馨、熊道保先后在县城大众商行与熊铭缨进行了5次谈话。头两次谈话中，熊铭缨虽然已经看到蒋家王朝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但又认为背后还有美国的大力援助，对蒋介石仍抱有一线希望；而且他知道自己过去杀过不少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也存有疑虑，所以态度比较强硬。第三次谈话，熊的思想不象前两次顽固，说：“一脚不慎，将会遗恨千古。让我慎重考虑，三思而行！”第四次谈话时，胡恪恭又请原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邓菊馨的胞兄邓勋元、国民党崇阳代县长熊铭缨的堂叔熊岱樵、熊的胞弟熊谷馨等人参加，对熊铭缨进行指点和开导。邓勋元开宗明义地对熊铭缨说：“恪恭是我家的女婿，我与你是同乡、朋友加亲戚，难道还害你不成?傅作义是有名的反共老手，他杀的共产党人不知比你熊铭缨多多少倍，北京和平解放他立了大功，不但未丢脑袋，而且当了大官，你还顾虑什么……”熊铭缨当即向大家表态道：“我一定听你们的话，决不自绝于人民，保证率部起义”。接着又补充道：“率部起义，不是那么容易，不可能仅仅一个带兵的头目来发号施令就能成功，还必须尽力做好对团部其他人的发动工作”。为把工作做细，第二天接着进行第五次谈话，除原有人参加外，新增加了自卫团副团长刘伟，团政调室主任徐延寿，熊铭缨的钱粮管家、大众商行采购员钟九皋等人。胡恪恭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宽大政策，敦促他们回头是岸，重新做人。在熊铭缨、刘伟等人表示起义立功后，我方向他们提出了捉拿湖北代省长孙廷超和鄂南督察专员杨干、破坏崇阳至小岭之间的公路、阻击保安旅南窜3项任务。

1949年5月21日，孙廷超和杨干窜到崇阳，住在县政府。恰在这时，胡恪恭带领武工队江少林、陈昌其来到县城，在大众商行楼上与参加秘密会谈的熊铭缨等9人见面。但事出意外，熊铭缨脸色骤变，勃然拔出手枪，对着胡恪恭大声嚷道：“胡恪恭，你来了，正好，我今天要枪毙你！”当时，邓勋元怒不可遏，马上指着熊铭缨大声喝道：“你，你你！这是搞什么名堂，简直是瞎胡闹！”胡恪恭镇定自若，面无畏色，义正严辞谴责熊铭缨：“好，我就让你杀，可你只能杀我一个胡恪恭……你的末日已经来临，还这么猖狂！”熊铭缨立即敛容陪笑道：“我是试试你的胆识，你了不起，我佩服你！”由于大势所趋，兵临城下，最后熊铭缨不得不同意起义，但将孙延超、杨干暗中放走了。

1949年初，江南地下第三军^①驻崇鄂南指挥所主任程维黄下令由程树奇亲自找熊铭缨接收国民党崇阳县政府一部电台，送交军部，使熊中断上下联系。再由警卫营长程定文带兵从洋泗桥前哨收缴一部分武器，又过河到打鼓墩雷发庭收缴了一部分武器。这样，崇阳两个夹峙公路的火力点消失，从而扫清了解放军南下障碍。遵照军部指示，鄂南指挥所仍以西北游击总队名义为掩护，开展联络策反、改编地方武装等工作，阻碍蒋军布设江防，接应解放军渡江。第三军还参与胡恪恭、邓勋元对熊铭缨的策反工作。5月中旬，田西原^②率领军部工作人员10余人进驻崇阳，鄂南指挥所负责人程维黄协助他们召开西北游击总队经过策动而响应起义的人员投诚工作会，国民党崇阳县主要军政人员出席会议，商讨调集兵力，破坏武长公路，阻击南逃的国民党溃军，以实际行动策应解放军进入崇阳。

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四十军一二○师三五八团顺利到达崇阳城关河对岸茅棚街时，田西原和程维黄即与三五八团取得联系，通知熊铭缨、肖国屏、熊秉谦等将所属武装队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向解放军投诚。因天降大雨河水猛涨，桥被洪水冲毁，为等待县自卫团缴械投降，解放军与城里的县自卫团隔河相持1天。

22日晚，熊铭缨将县自卫团退驻在城西的白泉和杨林一带。次日，由胡恪恭带领熊铭缨出城会见师政治部主任郑为之。23日，县自卫团奉命将所属部队集结在城西洋泗桥公路一带，除周兆寅所属的自卫队拉出为匪外，其余500多名官兵全部缴械投降。解放军对自卫团投诚官兵，按照优待起义人员政策，除将愿意当解放军的40多名士兵留部队外，对不愿当兵的每人发给大洋2元，作为回家路费。自卫队中队长以上军官，由胡恪恭负责组织他们在城内纪万年楼上受训3天后，大部分被资遣返家，少数人留作参加支前工作。

崇阳解放，未响一枪，未死一人，人心安定，秩序正常。全县支前、治安和日常行政工作，均由驻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冶军分区独立二团负责。5月下旬，开始筹建中共崇阳县委。苗秋景率南下支队第四中队的24名干部于6月10日来到崇阳县接管政权和国民党崇阳县政府财产及文书档案，开始筹建崇阳县人民政府。独立二团为迎接新政权的成立，先清除了旧县府痕迹，进行洗刷一新，在县府大院门口的屏风墙上挂上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分别书写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8个大字的条幅。“崇阳人民县政府”以横幅牌子挂在大院大门口。经过紧张的筹备，6月15日，揭开了崇阳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的一页，崇阳人民县政府诞生。霍俊亭代表独立二团对崇阳人民县政府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